演讲人:郑欣淼
简介:
1947年生于陕西，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故宫研究院院长、中华诗词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会长，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主要致力于文化理论研究，鲁迅思想研究，文物、博物馆研究，2003年首倡“故宫学”。著有《政策学》、《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故宫纪事》、《鲁迅与宗教文化》等。
演讲人的话:
乾隆皇帝即清高宗弘历(1711－1799年)，是清代第四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以及最长寿的皇帝，他当了60年皇帝和3年太上皇，活了89岁。他是一位雄才大略颇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多次用兵统一疆土，对于清朝统治全盛局面的形成，对于中国疆域版图的最后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盛世，康熙、雍正时期是盛世的上升阶段，而乾隆时期则是盛世的高峰和终结。乾隆帝又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汉文化传统素养的帝王，重视文化事业，毕生致力于文物的收藏。这种收藏又与他对文物的鉴赏、整理、弘传及自己的艺术创作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显现了他的儒雅的生活情趣。
阅读提示:
清人有一种明显的向传统复归的心理态势，这种心理与当时整个时代环境相汇合，造成了清王朝持久而深入的一股复古潮流。在这种以古雅为美的审美风潮中，对古代文物的收集和珍藏可算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收藏热中的宫廷与社会
对于源远流长的皇室收藏，它不仅是“宜子孙”的一笔宝贵财富，也不只是供皇帝个人赏玩的珍稀艺术品，更重要的是这些藏品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与文化的象征意义。
中国历代宫廷都有收藏文物的传统，清代此风尤盛，特别是乾隆时期，闳富的宫廷收藏达到封建时代的顶峰。后来随着国势日衰，外患频仍，宫廷收藏也屡遭厄运，大量珍贵文物被劫掠、毁损或流散，但仍留存下相当丰富的文物藏品，成为中华历史文化的实物见证与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在考察乾隆时期宫中收藏的盛况时，应该注意到清代前期、中期文化建设与学术发展的一些特征。王国维在谈到清代学术时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这种“大”与“精”的结合，就使清代文化艺术发展具有了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总结性，即集传统之大成的潮流。所谓“集大成”，从本质上讲是对传统的全面整理和总结。如在学术文化方面，有《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的编修；在美术方面，如《营造法式》集历代建筑之大成，苑囿离宫集公私、南北园林之大成，景德镇官窑集历代制瓷之大成，造办处诸作集历代特种工艺之大成等。
还应看到，这种总结又与清代文化的复古潮流相联系。清政府高度认同汉民族的封建文化，一切“仿古制行之”。汉族文人以选择古学而维护民族的自尊，维护既有文化底色。同时出于对明政权覆亡的反思，许多人认为祸根就在于明末对于传统文化的反叛。鉴于此，清人有一种明显的向传统复归的心理态势，这种心理与当时整个时代环境相汇合，造成了清王朝持久而深入的一股复古潮流。在这种以古雅为美的审美风潮中，对古代文物的收集和珍藏可算是一个突出的表现。《清稗类钞》中有《鉴赏类》，收录了无数清人好古董的故事。这种好古之风，更充分体现到清代的仿古瓷器中。
《是一是二图》为故宫藏画。图绘乾隆皇帝身着汉人服饰，正在坐榻上观赏皇家收藏的各种器物。其身后点缀室内环境的山水画屏风上，悬挂一幅与榻上所坐乾隆皇帝容颜一样的画像。上有乾隆皇帝御题:“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长春书屋偶笔。”
图中乾隆皇帝的画像具有肖像画特点，40余岁，其面部刻画细致传神，表现出他睿智而自信的神态。书房中有一组古物，左上角的古铜器为“新莽嘉量”，为王莽在创立新朝时所颁的度量衡标准。其形制乃是据《考工记》的文字叙述推衍想象而成。这是王莽当时在文化上复古企图的体现。高置方几之上的是明宣德青花蓝查体梵文出戟法轮盖罐，侍童手执明永乐青花缠枝文藏草瓶，圆桌上置有明永乐青花双耳扁瓶及明宣德青花凤穿花纹罐等。这些古物至今仍珍藏着。通过这幅图画，可见乾隆皇帝对古物的痴迷，也可见那个朝代，互动于宫廷与民间的复古之风。
“三希堂”与“四美具”:收藏的巅峰
故宫文物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承袭前朝皇室的收藏。清军入关进驻北京，也接收了明皇室的文物收藏，包括各种三代铜器、瓷器、书画、玉石器、典籍等，并且通过努力搜求，征集了一批珍品。以书画为例，例如晋王珣《伯远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韩滉《五牛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等著名书画，都曾载在《宣和书谱》、《宣和画谱》或《石渠宝笈》中，现仍藏在北京故宫。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唐人摹本)、唐孙过庭《书谱》、唐怀素《自叙帖》等著名法书，曾入存宋元宫廷，现藏于台北故宫。
二是清宫制作。为了满足皇帝对宫廷日用器皿及各种工艺品的需要，从康熙初年起，清宫内府就创立了造办处。康乾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盛世，尤其是乾隆皇帝对各类艺术的酷爱，推动了当时工艺的发展，工艺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新奇制品层出不穷。遗留至今的很多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如玉器、珐琅器、钟表、文玩等，都是当年造办处制造的。造办处的档案保存至今，故宫所藏清代工艺美术品，有许多仍可以在档册中找到作者是何人，是某年月日开始设计画样、做模型，某日完成，以及陈设地点等。
三是新的收藏与征集。除承袭前朝文物、制作新的美术工艺品外，清朝统治者还多方搜求，不断充实新的收藏。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贡物。朝贡制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体现中央和地方、中心与属国之间关系的等级制度。清宫收藏有大量贡物，故宫至今仍集中着一批。从现有史料来看，清朝特别是作为进贡顶峰时期的乾隆朝，臣工的进贡早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进贡，内外官员都可以进贡，贡品不再限于茶果、吃食等方物，而是种类繁多，如金银、玉器、古玩、字画、瓷器、铜器、绸缎织物、皮张、洋货等等。逢年、过节、万寿大典或外出南巡，臣工往往多有贡献，其中又以进贡书画、文玩较为讨喜。乾隆皇帝在《石渠宝笈续编·序文》上说:“自乙丑至今癸丑，凡四十八年之间，每遇慈宫大庆、朝廷盛典，臣工所献古今书画之类及几暇涉笔者又不知其凡几。”
查抄没收物品也是宫廷收藏的一个来源。清代特别是乾隆时期，许多犯案的官员被查抄，财产被没收入官。入官之物分为解京物与留变物两类，解京物也分为两类，金银、玉玩、书画、铜瓷及其他特别贵重之物大部分解内府，其余值钱的，含新旧但不一定珍贵之物，都可解崇文门变卖。整个乾隆六十年间因案被抄家的不下200人，其中不乏总督、巡抚、藩臬二司等地方大员在内，大半都是贪赃所致。他们的珍玩都成了内府的收藏。
访书与刻书、抄书。清宫藏书是以明代皇室遗存为基础，经过数百年的访求、编刻、缮写，收藏了大量的珍贵图籍，超越以前各代。清朝统治者以“稽古右文”自命，对图书典籍非常重视。从顺治初年为纂修《明史》即下令搜采明朝史志，康熙、乾隆二帝又广搜博采天下遗书。为纂修《四库全书》，乾隆帝数次下诏求书，并采取奖励政策，凡进献百种至百种以上者，分别赏给内府初印本《佩文韵府》等书一部；或于精醇之本，高宗亲为评咏题识简端，优先发还；或将藏书家姓名载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末等，后来共采访得书13781种。清宫藏书是以明代皇宫秘籍为基础，又经过历年的搜求，加上清宫编纂刊刻、抄写的各类图籍，其收藏之富，超越以前各代。清前期，清内府主持编纂、刊刻和抄写了许多大部头的图书。这些图书不仅在中国图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同时也成为清宫藏书的重要来源。清内府在编刊图籍的同时，由于康乾二帝崇尚书法，内府抄写书籍亦极为盛行，其抄写之精、装帧之美、数量之大，均可与内府刊本书相媲美。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最为有名，同时产生的《四库全书荟要》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颇有影响。这些内府刊本与抄本，都成为尔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
在清宫收藏中，“三希堂”与“四美具”有着标志性的意义。王羲之的名迹《快雪时晴帖》原放在乾清宫，此为皇帝之正式寝宫。王献之的《中秋帖》则置于御书房。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得到王珣的《伯远帖》后，遂在自己进行日常政务的养心殿居所中，辟专室存放这三件晋人名迹，并铭之为“三希堂”。他为此写有《三希堂记》，认为这三件书迹不仅是中国书法的“希世之珍”，而且是分别经过宋、金、元诸代的皇室收藏的“内府秘笈”，三帖的重聚因此就有着非凡的意义:“今其墨迹经数千百年治乱兴衰存亡离合之余，适然荟萃于一堂，虽丰城之剑、合浦之珠无以逾此。子墨有灵，能不畅然蹈抃而愉快也。”
“四美具”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四美”，即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和传为宋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九歌图》。这四件画作，明代为上海人顾从义所收藏，顾能书善画，好古精鉴，嘉靖年间以善画选直文华殿，后授中书舍人。这四件国之瑰宝，在明代即被董其昌称为“四名卷”，他对此四件巨迹散佚后自己只能得其一而为之感慨不已。乾隆年间，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艺术搜集行动中，这四件名品相继进入清宫，至乾隆十一年夏，“四美”重新团聚。
乾隆皇帝对“千古法宝，不期而会”叹为“不可思议”，并非常高兴，御题《蜀川胜概图》有“乃今四美具一室，赏心乐事无伦比”诗句。于是，特在建福宫花园静怡轩辟出专室存放“四美”，并命名曰“四美具”。又命董邦达绘《四美具合幅图》，并御题《“四美具”赞》:“虎头三绝，妙极丹青，桓元巧偷，自诧通灵。有宋公麟，名冠士夫，海岳避舍，顾陆为徒。潇湘澹远，蜀江清峻，九歌瑰奇，奕奕神隽。中舍鉴藏，名迹归重，剑合珠还，雅置清供。”与“三希”重聚的感慨一样，也将“四美”重聚比做春秋时期的干将、莫邪雌雄双剑在西晋永平年间重现，以及东汉顺帝时期合浦珍珠在吏治腐败时避迁交趾、吏治清明时重到合浦的传说，足见乾隆皇帝的志得意满及其收藏的千古之盛。
鉴赏功力与藏品整理
乾隆皇帝不仅致力于收藏，而且重视文物的鉴赏，常在文学侍从、内廷画家陪侍下阅赏品鉴，作为政务之暇的消遣。乾隆朝著名的文学侍从，有梁诗正、张照、汪由敦、董邦达、钱陈群、沈德潜、于敏中、刘墉等。这些人学问优长，能诗能文，兼具书画艺术创作与鉴赏能力，陪着酷好诗文艺术的皇帝进行创作、鉴赏，整理皇室收藏。乾隆皇帝本人艺术修养甚高，精于古物鉴赏，嗜古成癖，对于收藏的书画及工艺珍品进行过认真的鉴评。阅赏钤印是乾隆帝的喜好，故宫藏的很多传世书画精品上都钤有乾隆的玺印。乾隆一生拥有过的玺印远远超过他曾钤用过的玺印，据统计，乾隆一生共治玺印1800余方，钤用过的也有千余方，是历史上留下印迹最多的一位皇帝。
乾隆皇帝对古玉的鉴别水平很高，对玉器的沁色和俏色很有研究，这是在实践中学习获得的。他写有《御制玉杯记》，记载玉工姚宗仁祖制玉杯的经过及做旧方法。这种方法给乾隆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积累了好多经验，能够准确鉴别古玉的真赝。
元代至正十年(1350年)，82岁的黄公望画成生平最重要的名作——《富春山居图》卷。这幅画卷为纸本水墨画，在清顺治年间不幸遭遇火厄，分成两卷，残存的一段，通称《富春山居图》(剩山图)，为全卷起首。360余年间，《剩山图》与《富春山居图》各自流传。此外，流传的《富春山居图》有构图完全相同的两卷，一为题赠郑无用师的《无用师卷》，另一为落款“子明”的《子明卷》。两卷于乾隆时期先后进入内府。乾隆帝误辨《子明卷》为真，《无用师卷》为仿本，引发后世诸多讨论。
清宫有无假画？肯定有。1936年马衡院长曾因易培基冤案问题，在庆贺张菊生(即张元济)70寿辰时写的《关于书画鉴别的问题》一文中，列举了历史上许多书画名家和风雅帝王关于书画鉴定方面的理论，指出:“书画之真赝问题早已成为不易解决之问题。虽一代鉴家董文敏(即董其昌)也认为‘谈何容易’。其中问题复杂得很，不是简单的几句话所能解决的。”他说:“现在故宫所藏书画，有许多品质虽劣，名头则甚不小，……凡是名气越大的，件数必愈多。大约臣工进献之时，不管内容如何，贡品单子上不能不写的好看。好在是送礼的性质，无关政事，也谈不到欺君之罪。于是‘往往有可观览’之外，尽有许多不可观览的。”对有些虽为赝本但流传有序、本身价值并无动摇的书画，马衡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总之，马衡通过大量实例，论证了书画之赝本，自古有之。帝王之家、社会名流所藏书画，大多来自于民间，当然不乏赝品。书画的真赝鉴定“谈何容易”，而法院仅听黄宾虹一家之言就断定“帝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实在是没有道理的。
鉴与赏是分不开的。乾隆皇帝的阅赏活动在他的诗文中也有充分反映。除诗歌之外，乾隆皇帝在书画上题跋则更多，仅《快雪时晴帖》就在49年中题跋达73处。对于许多工艺珍品，他也常有题跋和题诗刻在其上，例如御题官窑葵瓣口碗、御题剔红《百花图》长方盘、御题尤侃雕犀角槎杯等，或记叙文物的收藏经过，或抒写感想，反映了他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观念。
乾隆皇帝不仅重视收藏，还对宫中藏品进行了整理、登记，例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就是两部大型书画著录。《秘殿珠林》专记宫藏宗教题材的书画，《石渠宝笈》则专记宫藏一般题材的书画及其他，全书的编纂过程，前后长达74年之久，共收录书画作品1万多件。包括《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鉴古》在内的《西清三编》，收录了清宫所藏的数千件古代铜器；《四库全书》，则共收书3503种79337卷，约9.97亿字。乾隆年间，于昭仁殿庋藏宋金元明之精善藏书，编有《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十卷，嘉庆二年(1797年)昭仁殿失火，前编书尽毁，乾隆又令再辑宫中珍藏《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天禄琳琅书目》为我国第一部官修善本目录，沿袭汉代以来书目解题传统，在版本著录体例方面多有创见，如记载收藏家印记即为其中一大创举，于清代藏书家讲究版本鉴定、注重善本著录之风影响深远。
乾隆皇帝对于收集的许多珍贵法书名作，不仅自己摹写欣赏，还热衷于书法艺术的普及推广，命令于敏中、梁国治等大臣组织刊刻了“淳化阁帖”、“三希堂法帖”等供给普通士人临摹之用。
当然，我们在看到乾隆帝以收藏为中心的文化大业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其中的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编纂《四库全书》时对古籍的窜改、禁毁等，这也是不容讳言的。
我们今天如何看待乾隆皇帝的收藏？乾隆皇帝生活的18世纪，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以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确立了统治地位。成立于1753年的大英博物馆在6年后正式对公众开放。1793年8月10日，卢浮宫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博物馆。18世纪的中国仍处于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末期，封建专制政治的典章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清统治者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君临天下，统驭万方。宫廷的收藏，自然也是作为君主法统的象征和仅供皇帝观赏享用。但是，这些文物毕竟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和记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晶和瑰宝。乾隆皇帝毕竟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帝王。辛亥革命后，故宫博物院成立，这些文物成为全国人民共享的文化财产。
现在主要收藏在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故宫文物有三个特点:一是这些文物包括了古代艺术品的所有门类，具有品级、品类、数量上的优势。其历史文化内涵更涉及建筑、园林、历史、地理、文献、文物、考古、美术、宗教、民族、礼俗等诸多学科，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具有突出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二是这些文物显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是一条绵延不断的历史长河，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在故宫的各类文物藏品里均得到充分的印证；三是这些文物与我们民族有着特殊的关系，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故宫文物南迁，和我们民族共患难，赋予其特殊的价值，寄托了我们民族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