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口决堤 资料图）
本文摘自：新华网，作者：王鸿谅，原题为：《1938年6月9日:战争逻辑下的花园口》。
1938年的6月9日是个晴天，至少郑州北郊的花园口是如此，新8师参谋熊先煜在他的日记里匆匆记了一笔——如
同前两日接连的阴雨一样，天气本身并不能让他再有更多的关注，新8师在花园口所承担的特殊使命，才是他日记的重点。
这一天已经是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悬赏下的最后期限。就在前一天，6月8日上午，新8师政治部特地率同战地服务队到花园口工地，唱歌慰问演出，让连续劳作“一昼一夜又半日”的新8师第2团、第3团以及工兵连全体官与兵“更觉兴奋”，“毫无倦容”。演出结束不久，11点，商震再度派遣他的参谋处长魏汝霖到达花园口工地，带去他的慰问和悬赏:“如于本夜24点放水，奖法币2000元;如明日午前6时完成，则奖1000元。”
受命成为决堤监督指挥工作的负责者以来，商震虽然命令下属的第39军军长刘和鼎作为决堤工作的具体统管，但决堤最初选址——赵口接连两处决口和坑道作业的失败，加上开封失守的战况，已经使商震异常焦灼。而当众宣布悬赏之后的魏汝霖也索性不回郑州，驻守在工地上等待成功放水的消息。这个夜晚，依旧是新8师官兵在花园口这段“由小石结成、非常坚硬”的堤坝上不间断地挖掘和搬运，熊先煜现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抗战日记里甚至还详细记录了当时简陋的工具:圆锹、十字镐、钢钎、箩筐、土箕、木杠……
6月9日上午6点，魏汝霖应该等来了第一个好消息，新8师副师长朱振民把它记录在日记里:“上午6时起，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这意味着堤坝最坚固部分的破坏工作已经完成。果然，两个多小时之后，上午9点，魏汝霖终于等到了可以回郑州复命的完满结果——“决口工程完竣，开始放水”。作为决堤工程的实施者，熊先煜记录下了自己见证这一瞬间的心情——“情绪紧张、悲壮惨烈”，这或许是身为军人的简洁，但它所能传递出的震撼，并不为近60年的时光所阻隔，当记者站在已经修复的花园口堤坝上再次追寻这段历史，被不同的人重复得最多的词语，却依旧还是——惨烈。
当地的水利专家告诉记者，当时黄河大堤的宽度一般在30米左右，既是河堤河防，同时也是公路。所以回顾起来，熊先煜记录的新8师选择的决堤方式还是很有技巧，他们在大堤顶部先挖掘50米宽，“这样一来，可沿斜面挖掘，徐缓而下，放水时候不容易导致坍塌，而且即使挖掘到河底，仍然可以保持10米左右的宽度，河水完全可以自行流出”。“堤之中央，暂留3米宽，最后再挖”，这样可以保持东西交通的顺畅，更聪明的是，“他们在掘土的时候又分阶梯，可以同时容纳多人分别作业”，而且“分由堤之南北两面同时动工，并各向东西掘土运土”。即便是如此科学的施工，新8师的官兵还是花了整整两个昼夜才完工，“可见当时黄河大堤的坚硬程度”。
第一股从决口涌出来的黄河水并不汹涌，熊先煜形容的是“起始流速甚小”。当天晚上22点，第一战区最高长官程潜发给蒋介石的密电里有更具体的描述，竣工之后“掘口宽约4米”。水情一直在被密切关注，仅仅“一个小时之后”，朱振民就发现“因水冲刷，决口扩至十余米，水势遂益猛烈，黄河主流亦渐渐南移”。下午13点左右，熊先煜描述的水势已“似万马奔腾”，“远望一片汪洋”，而决口还在“因水势之急而溃大”。
熊先煜和朱振民这一天的记忆在一个细节上似乎略有偏差，那就是天气。朱振民记录下来的6月9日，下午“时值天雨”。而熊先煜的日记里，这一天并没有任何雨水的踪迹，雨水是在决口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到来:“晨起，天气阴暗，早餐后，浓云密布，骤然下雨，雨者竟日。”这也是熊先煜日记里对天气着以笔墨最多的一次，因为“此实利于决口之加强与阻敌机械化部队之活动，庆得天时”。不过，这样的偏差其实并不妨碍我们回溯当天的情境，因为还有程潜的密电，对于6月9日的水情作了一个总结，截至晚上20点，“掘口处被水冲开，已达40尺，水深丈余，浪高三尺”。
透过熊先煜的日记，我们依旧不难揣摩当年新8师官兵那矛盾而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是得到“格外嘉许”的欣喜，虽然最后放水时间已经超过了商震悬赏的“午前6时”，但商震显然并不介意，还表示新8师“劳苦功高”，“当奖两千元”。但另一方面，即便熊先煜军人逻辑中的理解，是“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但眼见“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预料（河水）不数日将波及若干县境”，依旧“心则痛焉”。
“以水代兵”:蒋介石的国家抉择
与商震一样，焦灼中的蒋介石在6月9日这一天等来了期盼中的两个消息，花园口决堤和第一战区主力西撤结束。
下午15点，程潜首次致电，报告花园口决口后的出水情况。当晚22点，程潜再次致电，继续汇报放水情形:“京水镇一带已成泽国，预料明晨水势可达陇海线”。第一战区主力部队按照他的部署，沿陇海线或者黄河大堤向平汉线以西撤退的行动，在这天也终于全部结束。按照这一天《申报》（香港版）上一篇文章的描述，西撤部队在撤退的时候还随之破坏或拆除了陇海铁路路轨。文章的题目是《战事激烈情况混沌，敌增援后逼近中牟》。
或许在蒋介石看来，对于这篇文章他能认同的只是“战事激烈”而非“情况混沌”，对于豫东战场上的整个战局，他才是最有发言权的决策者。第一战区主力西撤的部署是他5月31日致电程潜的指示，这也意味着兰封会战彻底结束，以兰封会战为主体的豫东战役在某种意义上宣告失败。原本让中国军队士气大振的兰封会战，因为军队内部之间调遣和配合出现问题，先是第88师师长龙慕韩擅自抗命，弃守兰封，后有黄杰第八军无视薛岳命令弃守商丘。结果，非但中国军队既定的由东向西包抄日军的计划不能实现，反而整个豫东门户大开，最终功败垂成，被迫西撤。20万中国军队竟然未能消灭土肥原的两万人，连蒋介石也愤而称之“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这封他5月28日给程潜的密件现在依旧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
对于这个西撤的命令，原本抱有很大信心和希望的第一战区各部队，多少有些茫然，主动请缨参加豫东战役的64军军长李汉魂，在自己的回忆中表达了这种疑惑:“至于我们奉令一定要在5月底以前完成陇海线上任务，既保卫、又转进，既争夺、又撤退，我们许多并肩作战的部队应当说是在局者，有时尚且捉摸不到统帅部的用意，更何况战地上的老百姓？”
他们的确不知道，5月31日夜晚，蒋介石同时作出的另一个重要决策，就是“以水代兵”，决堤阻敌。根据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主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正式作出了决堤的决定。而此前的这个夜晚，在位居前线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驻开封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和武汉中央军事统帅部之间，以电话方式已经有过秘密会谈，决堤的最终决策在这个晚上已经确定。
这个决定对蒋介石而言并不轻松，早在1935年，受聘于中国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抗日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向蒋介石提出的建议中，就有利用江河阻敌的论点。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这份建议书中文译稿上，有蒋介石对于“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做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一段的五字眉批:“最后的抵抗线”。1936年7月，法肯豪森第二次提出了决黄河以阻敌的建议。两年后，最终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做出这一艰难抉择的，是豫东战场节节失利的战况。
6月9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武汉对外国记者谈目前抗战形式的时候，这样说明:“现在的战局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今后战事，即将转入山地与湖沼地域。”这似乎更像是一个关于决堤的信号。
花园口:三易其址的最终选择
6月9日的决堤放水，终于让花园口这个郑州北郊的偏僻地带，成为抗战史上抹不去的符号，但仔细追溯起来，当蒋介石定下“以水代兵”的决堤策略之后，首选却并非花园口，而是中牟县城北边25公里的赵口，东西距离开封、郑州均不到百里。最初的决堤行动由第53军的万福麟部执行，限定6月5日夜12点之前放水。
之所以选择在赵口决堤，曾专注于花园口决堤事件研究的学者渠长根向记者分析，“一是预计到决堤后河水将沿1843年(道光23年)决堤的旧路流动，顺贾鲁河道，经过河南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太康、鹿邑和安徽太和、阜阳、颍上、霍邱、亳州等县，十天左右到达周家口，会合沙河东流入淮。二是因为这一带地势较低，出水会比较顺利。更重要的是因为由此而下的这条水路基本上符合当前的军事形势，日军大部盘踞在这一带，黄水一旦放出，会把日军滞留在这片土地上。“
但赵口的决堤行动进行得非常不顺利，渠长根分析这是因为“事先对黄河的水势估计过大和对黄河堤质估计过松，同时决口开始的宽度太小”。后来在第一次决口以东30米处，作第二道决口，“起初水势迅猛，而后堤身在水力的涌动下不断颓塌阻塞，虽然多次悬赏，激励官兵加紧疏通，但是都没有奏效，又告失败。”
直到6月6日上午7点，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携参谋熊先煜一同前往赵口视察，才发现“决堤进展不顺并非人力不够，而是计划不当所致”。于是建议在中牟以西郑县自己的防区内另辟一个地方决堤，经商震报请蒋介石批准，当夜就开始实施。渠长根研究说，“从杨桥到荥泽，蒋在珍的沿河防区地形也很复杂，到底应该选在什么地方更为合适，蒋在珍与随行参谋熊先煜在从郑州返回师部所在地京水镇的途中反复讨论，认为有两个地方都可以:东边的马渡口和西边的花园口，因为它们的地形都利于出水。但是，相对而言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人容易接近，时间不宽裕，花园口与赵口相距26公里，地形地势也更为有利一些。于是商定就在花园口。”这种分析也得到了当地水利专家的肯定，因为黄河的河道有“铜头铁尾豆腐腰”的说法，所谓“豆腐腰”，就是指河南孟津县到黄河入海口一带，意思是说黄河堤防所在的腰部，好像豆腐一样容易被洪水冲决。花园口就恰恰处在黄河腰部的上端。但是，具体选在花园口的什么地点，还需要到现场考察。
根据熊先煜的记忆，当晚10点，蒋在珍等与前来视察工作的魏汝霖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决定由熊先煜来主持此事。熊“受命之下，颇感兴奋，夜24时率同工兵连长马应援、营长黄映清、黄委会河南修防段段长苏冠军，乘车前往花园口侦察决口位置”。在这个“微风拂拂，河水潺潺，月光暗淡，水位莫辨”的夜晚，他们仅靠随身携带的四支手电筒摸索，并不敢盲目选址。当晚，在汽车内“六人同宿，坐以当卧”。天亮后，一行人再由花园口沿河往上游寻觅侦察，最后选定在关帝庙西核桃园附近。这里是黄河弯曲的部位，易于放水，可以直接流入贾鲁河向东南去，经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周家口各县境而后注入淮河;更重要的是“利用贾鲁河道还可以防止水流无限漫延，适当减少对所经地区的危害”。熊先煜对于自己的地点选择还是相当满意的，并且在日记中并不掩饰的记录下负责施工的新8师第2团团长王松梅对他的赞赏:“吾兄此次计划，功在国家民族，减少人民损害，将来一定讨个好夫人，多生贵子……决口位置，若稍向西，而不利用贾鲁河以及平汉沿线，恐尽成泽国。”
